潇湘孤竹

     买到这本《易经》和《雷峰塔》的时候，心里是极不情愿的，此时香港早已有英文版出版，而且看起来装帧精良，对中文系的人来说，既有原文可读，而非要借助翻译，实在是很不靠谱的事情。然而当时手头有着翻译的事务，除偶尔地看点资讯外，再无暇读其它英文文章，况且英文书价于我也实在是一个挑战，于是只好代购到台北翻译的这个版本。但我想这并没节约我什么时间，因为对译者的文字实在不敢轻信，于是字句必较，直拖延到了这第四日的凌晨，才把这本《易经》读完，《雷峰塔》怕是还要三天的光景吧。

     我向来对港台知之甚少，这位赵丕慧女士也是闻所未闻，从她自己的序言中，她坦承自己对张爱玲并无太深了解，而她的翻译也更近于直译，而没有刻意模仿张爱玲的语言。书中开头一处显眼的误译让我不由更为警惕，于是一路谨小慎微地读下来，觉得只看中文的话，大概也只有那一处误译（后证实早有读者发现此处），其余生硬、滞涩的大概有数十处，也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给译者发一封邮件榷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我很少能提出疑问的译本，还是很值得采信的。不过从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译本之所以顺畅，既有译者自身的努力，更得益于现今台湾白话文中保留的丰厚遗产，不致与张爱玲的时代太过脱节。只可惜的是，如今的出版无论何地，都还是大大地市场化了的，任是谁也无法既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还细读完张爱玲的全部文字，再对她生平做一探究，最终苦心孤诣地花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译本来，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这当然不是习惯性地嘲弄翻译作为一种文学接受方式的徒劳，而是因为张爱玲晚年的这部英文作品实在牵涉太多，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勾起对作家本人及其早年作品的回忆，不仅是因那明显相同的家庭境况，更是因那明显相同的情节：当看到英军在浅水湾饭店架炮往外打，日军在饭店外往里打的情境时，如何能不想起《倾城之恋》呢？如此种种当然不是在指证张爱玲自我抄袭，而是说，这部作品关乎记忆，既是对作家记忆的艺术重现，也是对译者读者记忆的考验。

      这部小说未能出版也是一个引起人兴趣的问题，我未曾读过其英文原文，但既然激赏“祖师奶奶”的王德威认为其英文别扭，那么自然也是无可争议的了，但我也想提供一种基于东方主义的设想，就是这部作品显然无法迎合当时对东方的想象。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出奇地喜欢解释，仿佛在向人兜售些什么，相比于她的中文小说很是显得蛇足，而里面对共党等事物的提及也非小说的必要组分，这或许便是一种刻意迎合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度之想象的尝试。然而张爱玲毕竟还是张爱玲，虽然做了这样的敷衍，但骨子里的那种上海式的情调，又与其旧作相通，这自然是不符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而颇有意思的一点是，个人觉得，张爱玲这部小说里的各种人物关系也有着中国式的繁复，而那些“姑姑”“舅妈”之属也足可以让人际关系界分不明的老外眩晕了，这也体现出作家对自己中文创作方式的坚守。夏志清说张爱玲至今在非华人的圈子里不火，相信殆与此同。但厘清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深厚的中西修养，又是我所无能为力的了。

      只有一点还是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小说的弗洛伊德色彩。不止书中提到弗洛伊德本人，而且其中的很多情节设计都有意地带上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比如茶壶嘴的象征意义，这无疑是加深“东方色彩”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当弗洛伊德的影响深入到作家自己的记忆中时，也许便不那么简单地停留在东西这样纠缠不清的问题上，而使文本在对记忆的表现上更为坦承，如琵琶对父亲“出轨”的担忧，露作为母亲却又不愿在众人面前承认是琵琶母亲的矛盾心态，都很容易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衍生品。但我近来渐渐不喜欢各种理论工具，而更倾向于文本细读，所以这种色彩虽强烈，也只好放在这里以资存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