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孤竹

毕业论文的初稿已经呈交，闲来无事看BBC的纪录片。BBC于我的意义大概有二，一是学英语，二是广见闻，两者本是一回事，但前者在过去几年的地位太重要，不妨单独列出。如今的英语虽仍不圆熟，然而至少也不必为考试担忧，更多地在学专业的读与写，因此BBC也从这迫切的功利性里脱身出来，成为不那么迫切的知识消费，于是渐渐地人文历史越看越少，自然风光看得越来越多了。

我中学时的生物学得向来极差，种种的概念、图表懒于去背，大学四年不闻不问，怕是仅存的那点记忆也还给了老师了，但我很喜欢看各式各样的动物和它们的行为。人在动物之中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分子，他大概是唯一一个思辨自己身份的生物，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动物性与人性的二元论。这二元论虽没有实在的界分，却实在地横亘在一切关于人的问题之前。例如有人借动物的同性性行为来为同性恋张本，总不免面对“你是人或畜生”的责问，这句话在语言上粗鄙得很，在逻辑上却足以带来无尽的思辨；又或有人以激烈的性别建构论抛弃动物世界，以摆脱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解剖学建构起的性别界分，但在爱/性/生育缠结起的现实问题前也不免显得苍白。

虽然不能做到泾渭分明，但在人掌握话语权的人类世界里，总会有意无意地把美好的东西归于人性，而把丑恶的东西推给动物性。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可以被称为“畜生”“禽兽”，或者“不是人”，而绝不会被冠以“人”的称号。又如近世的人又有理性与感性的二元论，理性被赋予无限美好的意义，而且，言下之意，是人所独有的。动物是何等地失声呵！它们不曾有关于杀戮或强奸的约法，却大多循规蹈矩地为了觅食和自保杀戮，为了繁衍而交媾，从不越雷池一步，它们没有人的“理

《黑暗的闸门》正文早在去年就已译出，只是其余各篇尚有参考资料欠缺，暂时无法分享。瞿秋白这篇虽也有几处待查，但相信无碍阅读，年来杂务冗身，也无心审校译稿，若有错漏望指正。

前些日博客收到服务商的邀请，说可以通过植入广告盈利，想想无什么损失，随手注册了。昨天打开后台，发现竟然有了收入，不过数额实在寒碜了点：七毛七分钱，平均到这几百篇文字上，倒也真是另一种“可观”，一笑。

我大概是天生与低稿费有缘。第一笔稿费是在校报做记者的时候，身为懵懵懂懂的freshman，拿到个位数的稿费时，真如董艺师姐（彼时我们校报的领导）那恳切的说法“买个菠萝吃也觉得甜的”。更多的时候是连个位数都没有的，在学校的小报小刊上写点东西，莫说是稿费，连样刊都未必拿到。后来给威海晚报的校园版供稿，记者编辑加撰稿人都扮演过，依旧是没有薪水的，几个月的稿费汇款单迟迟发到手里，每次也只有几十块。离开晚报之后的两年，便当真告别了稿费，每日在博客上随意涂抹，直到收到这可观的七毛七（严格地讲是没有收到，因为尚不足拨付到银行卡的额度）。倒也曾因一篇短文收到三位数的报酬，但却是一个小软件的介绍，出卖的是技术而非文学，不足为训。

我自己当然是要为稿费之微薄负全责的，因我总懒得赶制精致的长文，亦懒得赶报章上那“文化界”的时髦，故此向来与稿费丰厚的大刊无缘。与我这志不在此的票友不同，职业的写家是真要计较稿费的，毕竟除了出官入仕的名家之外，更多的写家要靠此营生。现代印刷和稿费制度是小说家的天堂，一篇作品可以轻松地塞进许多无用的话，又或者在几篇稍好的作品中夹上几篇同类的劣货，只要善于营销，便可如郭敬明一般暴富；然现代制度却是诗人的噩梦，当诗歌与书画分离而变成纸页上的几个铅字后，它的附加价值便被剥夺到只剩“单价*字数”了，因此现代很少有职业的诗人，或如北岛、多多一样谋个教职，或如臧

今天看到了李欧梵在中文大学的讲座录像，题为“挫而弥艰”。说老实话，我以为李很善于表现自我，却并不长于论理，大概也是他的“浪漫”的一种表现。表现一个人，不论自我还是他者，都要以这个主人公为中心加上一堆陪衬，决不可平均用力，否则那主人公便泯然众人了；远如耶稣被捕时之英勇与使徒之畏缩（正好响应一下复活节的主题），近如李提及王德威这位“后继者”却淡化夏志清这位先行者，以凸显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地位上升的筚路蓝缕之功，虽未必写实，却也无伤大雅。然而李把这种技巧同样用到了自己的论理之中，罗列了他毕生所遇的“挫”，而对达成他今日地位的种种转折皆一笔带过，对自己丰富的学术训练更是没有认真提及。由此达成的一种观感是，所谓“成功”仿佛是在不断地忍受挫折中，却也不断地得到幸运的眷顾，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沦为时下流行的“成功学”，又或是那些教徒分享神迹的宣讲之流，当然，讲述者也就悄悄地把自己塑造为那个人生导师了。

我对李并无恶感，只是对他研究以外的方面没有兴趣，大概因我太乏些浪漫的细胞。若作一狂想，由我代替李在那个讲座上的话，大概我会拿出一堆谈论“成功”的文本，然后像朱迪斯·巴特勒分析“男女”一样，告诉大家，“成功”与“失败”的两元根本是个logocentric的样本，而且完全没有稳定的特征。与其让人在这两个虚妄的概念之间做艰难的妥协，不如直接宣告它的破产，因我见过太多人，从自己到朋友，再到透过传媒看到的公众，因苦寻“成功”的无果和对随时处于“失败”的焦虑而痛苦不堪。对时时处于这样状态的人们而言，“成功学”可说是一种兴奋剂，使人如夸父一般在永远追求不到的路途上耗尽现有的一切；相比之下，“

前番和管师讨论我的毕业论文初稿时，老师给了我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今过去数周，依旧迟迟未动。内里的原因，既是被申请研究生的事情搅扰得身心不宁，也是因为在读艾布拉姆斯这本《文学术语词典》，因我终觉得毕业论文的case study并不难优化，所需的只是增补资料，而比较困难的事情则是从基础的文学理论上去反思个案。这本词典真是读得旷日持久，虽然并不比一本专著厚太多，而且都是基本的词条解释，但一路圈点标画引申却大耗时间，甚至让人在艾氏的博识之前感到几分无力。这一个月的时间，除了向研究院交材料和面试，以及几本小部头的作品，几乎全投注在这本书上，以至于看到后来多少有点魔怔了：眼见着四月将近，生恐学院催缴论文，于是给自己定在月末读完。最后的一周读得相当辛苦，一年之中看不到几次日出的我，倒真在这一周里看尽了晨光渐起的场景。

然而因为一点杂事，昨日的读书被耽搁了，凌晨三点起来读最后的“Y”和“Z”时，已经进了四月了，好在仍旧赶在八点之前读完，既未到人们上班的时间，便仍可大言不惭地安慰自己尚未侵占四月的时间了。早间去快餐店，等餐的时间已经超过店员许诺的四分钟，不仅没有介意，反倒无比享受无所事事的独坐时刻，等着那迟早会来的早餐。读书的前十几年皆如这份早餐一样容易，考出一个精准的数字，然后拿着数字去寻自己将来的所在；如今却要把定夺的权力交给一群陌不相识的人，照着我不知悉的规则去决定我的去向。相比之下，读书真是简单地多，无非是已知和把未知变成已知，是否要做以及何时要做全在自己的掌握，从无这样无法左右却又如此重要的谜团。好在渐渐猜得累了，也便不再猜了，不如仍去做读书写字这样简单的事。旧人云“行藏在

今天看到网友讨论一则新闻，说一位小伙子被数名女子迷奸，却在法律上无法按照强奸处理。即兴发挥地讲了几句对“阴茎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只言片语，不妨稍加整理于此。

简单地理解，阴茎中心主义这一概念产生于后现代理论对语言文化的重新审视。拉康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认为，人类语言是建立在逻各斯主义的（logocentric）二元论（dualism）之上的，如“男女”“阳阴”“正负”“凸凹”等等，而在这样的二元之中，双方并非平起平坐，而是一方占据支配地位而常带褒义，而另一方因与前者区别而成为对立面，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常带有贬义。举例来说，英文中的“女”（woman/female）是在“男”（man/male）之上添加词缀形成，而中文中的“她”是直到现代白话文运动与女权运动兴起时才产生的，而在泛指一个性别不确定或群体概念的“人”的时候，a man/mankind/他/他们的使用频率是压倒性的。而phallocentrism则可认为是logocentrism在文化心理上的一种衍生，它将男女间性的关系理解为插入/被插入的关系，而且对插入行为赋予支配的地位。

这样的理解并非一种不着边际的揣测，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语言文化之中的。例如在脏话之中，主动语态的表达常为fuck you/操你妈之属（问候女性家长的传统在钱钟书、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中有丰富的总结），而被动语态的则如“千人骑万人操的婊子”“欠操的”之类，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隐含的插入者都处于暴力的施加者地位，而指向的被插入者则处于承受暴力的地位，骂人的快感也便来自于阴茎中心主义形成的地位落差。而福柯

看到哈医大那位年轻医生被砍杀的消息时，想起了父亲在齐鲁医院照看朋友的当晚。就在他们所在的楼层，凶手捅伤了一位医护人员，没有立毙的她喊出了声，凶手也被擒获了。最令我吃惊的是，据说他是二次作案，而作案的原因是，医院对他父亲的晚期癌症无力回天。他的亲人的不幸，却带来了那个无辜医生的不幸，甚至将我们这些更加无关的人的家庭也置于不幸的危险之中，多么荒唐到发冷的故事。我没有再去关注那件事，也没有注意媒体的报道，这个故事便淡淡地在我心中完结了，直到这次被重新唤醒。

而对我来说，哈医大的故事并没有在当天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本，今天各家媒体的报道以及舆论的反响出来，才构成了这个故事全部的悲剧性。有记者将事件粗糙地归为医患矛盾，这个说法在原始的语义上当然没有问题，患者不理解先治疗结核病的必要当然也算作医患矛盾，那位与此事件无关却被害的医生也确实死于凶手因矛盾产生的愤怒。只是，当我们参照一则新闻下“高兴”占了绝大多数的回复时，不禁要问，作者那宽泛的“医患矛盾”中传达了怎样中国特色的狭义的刻板情节，而读者心中所存的又是怎样的刻板印象？相信这是每个身处中国的人都能知道的。

一家名为“丁香园”的医药网站今日关闭所有版面，仅保留了此次事件的讨论，以表达医务人员的不平。医生在多数的国度都算是中上层收入，然他们在带有权利色彩的舆论上是无力的，因为这个职业有着太强的道德规定性，对于行医本身而言，救人是天职而不容有失，一旦出现纰漏甚至不出纰漏仅仅不被人理解，都会带来舆论上的谴责；而他们的维权同样也是无力的，因为医生无法像环卫工人或者出租司机一样大罢工。“天使”这圣洁的符号，实则是沉重的道德枷

艾布拉姆斯谈到女权主义的诸多流派时写道：“Its vitality is signalized by the vigor (sometimes even rancor) of the debates within the ranks of professed feminists themselves.”这样的态度对于更看重权力与运动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或许不易接受，但即便他（她）们也是这vitality的一份子，多么有趣的paradox。

仍旧在读术语词典。Objective and Subjective词条开头引用John Ruskin的话很有意思：

German dullness and English affectation have of late much multiplied among us the use of two of the most objectionable words that were ever coined by the troublesomeness of metaphysicians——namely,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其实被困扰的何止英国人，这对冤家经过译介，如今也俨然是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了。英语中的涵义我把握不好，不过私以为，在汉语中，“客观”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意义，而“主观”则常含贬义。德里达认为在二元对立的概念中，一方往往占据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是处于附庸的地位，那么在汉语的这对概念中，“客观”反是“主”，“主观”倒成了“客”，如果往中国的礼仪文化的潜在影响上说开去，又是long long story了，实在非我所能，仅供参照。

这几日书看得很少，因为积压的家务实在太多，学校的毕业材料也要整理，做的大多是些不用动脑的事情。

家务的积压，准备研究生的事情当然是最大的缘由，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平日便是个邋遢的懒人。被罩从刚回学校时便已洗完晾干，时至昨日，晚上还盖着没有被罩的被芯冻得瑟瑟发抖，今日终于还刀入鞘。午间发现银行卡不见了，在桌上一堆书籍纸张中遍寻无着，便想着去银行补一张新卡，然而想到上次补卡回来便找到旧卡的教训，还是决意把这堆宝贝归置一下，果然在两丛书的夹缝中找到了卡片，省下补卡的数十元费用与漫长的排队填单时间。晚上走近盥洗室，才想到洗衣机里尚有未漂洗的衣物，打开阀门放水，却许久不见水位上来，低头一看，原来忘了关闭排水的旋钮，如此浪费真是罪过罪过。

陈子善先生家有三只猫，常看他在微博上讲猫儿的调皮，或跳上书山，或乱弹钢琴，然而每张照片上的书报却总是摞得那样地整齐，主人的爱书与爱猫可谓相得益彰。我不能说是不爱书之人，但我的爱书只在于不去污损它，从书架上取下来，随兴所至在哪里读便仍留在那里，想要回归书架则要等到下次大扫除。在洁癖与邋遢之间，我大概算是精神分裂的一个，一面不厌其烦地用消毒水处理各种物品，一边却又将书报来砌奇门五行阵；而于外面行走，衣物面容也是不得不打理的，大概也看不出脏乱的迹象。梁实秋先生形容一些中国男人“西装西裤尽管笔挺，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植麦！”我的脖颈虽没有沃土植麦，室内却有纸山可以养蚂蚁，可惜蚂蚁从不光顾我这顶楼的寓所，一笑。

倒也真有人可跳脱出这样的滞碍。记得小孟老师曾讲到他的母校曲阜师范的一位老先生，大概是独自鳏居，形容既脏

前天电话面试完毕后便很疲乏，挂掉电话不久便睡了三个小时，天黑后又从凌晨四点多钟睡到中午一点多钟。昨天下午做了些积压许久的家务，并在网络上闲逛到今日的凌晨时，大脑放了这几十小时的假后却萌生了一点负罪感，于是找出Graham Ward的Christ and Culture来读，只读了Suffering and incarnation一节。其中的一段很有意思，我本为它写了一点针对中国的引申，但觉得并不切题，忍痛删掉了，只把这段话摘录于此：

What is produced, and is continually reproduced, then, is the economy itself: the endless production of pseudo-objects. This economy of sacrifice is fundamental to capitalism itself. For it subtends growth, limitless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hich is capitalism’s profoundly secular fantasy. It repeats, in a socio-psychological, semiotic and ethical key our various monetary projects in which we deny present delights by investing for greater delights

前天收到港科大的面试通知，忐忐忑忑了两个夜晚，终于等到电话响起。面试的内容不好多讲，因为不知学校有无此方面的限制，但可以透露的是，无论办公人员还是老师都很nice，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鄙俗气。相比之下，我的表现大概有些鄙俗，空泛的话多了一点，严密的分析少了些，还是不太擅长用英语交流专业问题。老师能不能给offer我不知情，不过谚云“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是要向所有的朋友推介这所开放且有情味的学校，当然能给offer就更是皆大欢喜了，一笑。

今天是网路上所谓的“女生节”，大意是过了此夜，进入三月八日，女生便变成了“妇女”。这个说法着实有趣，虽然只是字面的调侃，却包含了性作为一种仪式的精神，这也是大家都能读懂这个网络词汇的缘故。相比之下，即将到来的妇女节则稍显无趣，因其中政治（广义）权利的意味过多，而精神上的狂欢则少。无论西班牙的奔牛街还是中国的春节，都带有狂欢的精神，一切既有的规约被无视，而达成快感的释放，故常名之曰“节庆”，而妇女节则显然是一个有节无庆的纪念日，标志着女权运动的低潮期。

这样的时节读点女性主义，也算是应景了，只是此次找到的材料有些煞风景。前些日在图书馆找到这本《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读了百余页，几乎找不到周作人在哪里：几句周作人的话语之后，便突兀地转入理论之中，贩卖着从古到今的女性主义理论，而研究的对象（或主体）却无影无踪了。一位师姐前些日抱怨论文的写作，说“文章不够生平凑”，其实凑生平尚属好事，毕竟增加叙事上的可读性。如今的女性研究常被归到文化研究之中，如传播学一样，常因领域的广博而陷入到书写的空泛之中；特别是在个案研究（case study）中，普适的理论与个案的叙事容易断裂，也算是一种“主义与问题”的矛盾。而在这对矛盾中，谈论主义是更加经济的，它不仅“正确”而且省力，查生平尚需要年谱、档案、目录等等，仍是个枯燥的苦差事，而贩售那些人尽皆知的理论只需两本教材即可，所以不妨以“文章不够理论凑”代之，一笑。